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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导读 这两天,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填报北大考古专业的事儿让一向冷门的考古学火出了圈。虽然被不少网友质疑没钱途,但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多位考古界

这两天,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填报北大考古专业的事儿让一向“冷门”的考古学“火出了圈”。虽然被不少网友质疑“没钱途”,但包括樊锦诗在内的多位考古界前辈纷纷发声“撑她”,让钟芳蓉瞬间成为考古界的“团宠” 。考古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界的另一位“大咖”,他将用自己的求学经历和考古传奇揭开考古学的神秘面纱。霍巍,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霍巍,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那儿有一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快去看看,有没有价值,不然可炸啦!”

西藏吉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让霍巍一扫初到高原的不适和疲惫,顿时兴奋起来。他隐约感觉到,这块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汉字石”,一定“不简单”。

1990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系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到西藏参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被派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在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一块“神石”如从天降,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新发现的“大门”。

高耸的崖壁下,一通黑黢黢的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因为被当地藏族群众视为圣物,表面涂满厚厚一层酥油。当霍巍靠近石刻,发现下部已经残损,铭刻文字更是漶漫不清。

考古队员就地用喷火灯烧起开水,兑化了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碑面的酥油。碑刻的底子渐渐露了出来,霍巍的手有些颤抖:碑额上,“大唐天竺使出铭”一排五厘米见方的篆书榜题赫然入目。

“嗬!难道是一块唐碑?!”霍巍心跳加快。

队员们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加紧了清洗,碑身的正文也清晰地显现:“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驭天下之……”霍巍双眼瞪大:“显庆三年,即公元658年,这块碑竟然比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早160多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现存24行、约200多个文字全部展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碑文大意是,显庆三年,大唐国力强盛,高宗皇帝派遣“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关内良家之子”十数人出使天竺。

使团一路翻雪山、过栈道,经“小羊同之西”前往天竺。途径吉隆山口时,目睹山河之壮丽,感慨路途之艰辛,又联想到勒石燕然的旧事,认为非树碑无以记功德,非刻铭无以示威仪。于是,便有了这见证历史的遗迹。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

大唐天竺使出铭局部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尼(婆罗)古道”,这条道路经拉萨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再经泥婆罗首都而入印度。但长久以来,“蕃尼古道”仅存在于史料记载之中。

“这条路究竟在哪里?”霍巍一直在寻找。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被发现,才证明了这条新路线的存在,同时明确了准确的出山位置,更让王玄策这一大唐外交的风云人物,从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浮出水面。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就是一片空白。”说话间,如今年逾花甲的霍巍仍然难掩兴奋,满眼放光。西藏考古三十年,白发不知不觉爬上了霍巍的双鬓,年岁日长,血压渐增,他笑称“每次从高原下来,‘缓过劲儿’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的三十年中,他和“铁杆儿”队友李永宪,“一去高原数千里,俯身埋头便经年”。

从“大唐天竺使出铭”开始,史前的“细石器”,比文成公主历史更早的丝绸、茶叶,来自中原和中亚各地的青铜器、金银器、珠宝、香料……不断被探知、发现,它们褪去历史的风尘,将西藏的前尘往事娓娓道来,让神奇瑰丽、扑朔迷离的西藏文明,不再停留在“据说”、“相传”……

与“孤胆使节”王玄策的“奇遇”

故事发生在唐朝初年。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长安城中一个叫王玄策的中年男子,正踌躇满志地清点随从、整理行装。受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他将以正使身份出使天竺。

四年前,他曾作为副使,随正使“卫尉寺丞”李义表,护送中印度戒日王使节回国。那是他第一次踏上印度次大陆的土地,天竺诸国异域风情和戒日王热情隆重的接待让他记忆犹新。

不料,当王玄策历经艰辛第二次到达中印度时,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权臣阿罗那顺篡位,并自立为王。阿罗那顺改变了与唐交好的策略,派兵袭击了大唐使团。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众迎战,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矢尽被俘,使团所携财物,也被悉数劫掠。

王玄策趁机逃脱,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蕃“甥舅之国”的名义,征招尼婆罗国(今尼泊尔)7000骑兵和吐蕃1200人精锐甲兵,掉头攻打阿罗那顺,大破中天竺军队,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据考证,伫立在唐太宗昭陵前的十四国君长石像,其中一尊便是阿罗那顺。

今天,史学界以外所知王玄策,大多源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天竺热风录》,这本奇幻小说以王玄策出使天竺的历史为蓝本,用丰富的想象力,细致描写了天竺的人文风物和蕃尼联军大战阿罗那顺的宏大场面,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漫画版《天竺热风录》中的王玄策

漫画版《天竺热风录》中的王玄策

然而,中国史书对王玄策的记载极少,新、旧《唐书》皆未为其立传,王玄策所著《中天竺国行记》一书也已佚散,仅存的一些文字片段,散见于《法苑珠林》等几部佛教书籍中。王玄策这个“孤胆使节”,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背靠巍峨的喜马拉雅雪山,王玄策统领尼婆罗、吐蕃联军,策马驰骋在恒河平原……这样的画面,曾一次次在霍巍的脑海中浮现,在他的胸中激荡。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王玄策是如何纵横来往于大唐、吐蕃、尼婆罗、天竺诸国的?他行走的是哪一条路线?他数度出使天竺,是否遗留下蛛丝马迹?疑问,久久萦绕在在霍巍心间。

1978年,21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那年,川大考古系在云南的招生计划归口到了历史系,填报历史系的霍巍,阴差阳错到了考古系。在此之前,他曾是中缅边境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从军的经历,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趣。

霍巍在川大读书时,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当时,川大考古系授课教师大多有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其治学主张把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之中,更要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

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让霍巍至今难忘。课堂上,童老师不仅运用大量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例,语言更是生动华美。

“用‘华美’这个词,真是一点也不为过!”霍巍说,也许很难想象,童先生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曾开启了一代青少年对考古的遐想。

至今,霍巍还能清晰地记得,童恩正讲述案例时的神情和语态,“画面感极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敢于想象、大胆假设、科学求证,霍巍没有想到,自己老师别具一格的讲课风格和治学理念,多年后,竟成为他学术追求的动力源泉。

1990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各地展开,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量,向全国借调人手,四川大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赴藏支援,那年,他俩刚刚33岁。

霍巍讲起第一次进藏时的情景,也颇具“画面感”。他和李永宪在成都一家“苍蝇馆子”点了两份肥美的“粉蒸肉”,“认真地”吃罢,便对李永宪说“走!”。30年前的霍巍(右)和李永宪

30年前的霍巍(右)和李永宪

这一声“走”,颇有些“风萧萧兮”的意味。对于西藏之行,霍巍除了“彻夜难眠”的兴奋和激动,如履薄冰之感也如影随形。西藏是考古领域的一片“处女地”,“怎么去做工作,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也没底。”

被派往日喀则地区的路途中,霍巍极尽脑力,联想他所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切,王玄策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名字,再一次浮现出来。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霍巍在心中预设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主题”,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过刻着汉字的东西?”

冥冥之中,霍巍有一种预感,“一定能找到王玄策!”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大唐’两个露出来的时候,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

“果然,王玄策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

“牧女献糜”与“牧女引路”

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1991年霍巍与李永宪“转战”山南地区,1992年又“开拔”阿里地区。三年时间,俩人的足迹已遍布大半个西藏。

田野考古工作,风餐露宿,是公认的“苦活”。高原考古,更是“苦中之苦”,苦到什么程度呢?高原上物资供应不足,霍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锅面条,舍不得吃完,第二天早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

一次,他特别想吃萝卜,找来找去,发现只有当地产的“藏萝卜”。他便买了两个,放进高压锅里炖了一个多小时,拿出来用刀切,铿铿作响。

霍巍苦笑道:“我的天,这是世界上最硬的萝卜!”

“对付”生活之苦,唯有心态的达观。

有一回,考察队的车陷在河道中,形势危急,坐在副驾驶李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包,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坐在后排的霍巍至今还笑着埋怨,“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抢救我!”霍巍和李永宪抢救落水的考查资料

霍巍和李永宪抢救落水的考查资料

1992年,西藏自治区文物普查工作即将告一段落。本是“苦日子”的终点,但又一个意外的发现,让霍巍的人生和西藏考古紧紧联系在一起。

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信徒开凿岩窟、雕塑佛像,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居住。随着佛教东渐,石窟寺也随着僧侣东行的脚步传至中国。据考证,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公元3世纪,兴盛于5-8世纪,最晚的延及明清。

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石窟形制以及造像差异进行对比研究,考古学家发现,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石窟受到新疆的影响,可能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窟龛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本土化”特点,但其发展演变又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

“从新疆到北方,再到南方,如果把各地的石窟联系起来,就会惊讶的发现,石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史。”让霍巍感到疑惑的是,西藏自古以来佛教兴盛,可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几乎没有一座大型的石窟。

有学者甚至下了定论:“西藏没有石窟寺!”

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条”上“缺失的一环”。在寻访文物的时候,他如同寻找“王玄策”一样,刻意留意着,“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但得到的,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和皮央村,象泉河谷附近两个闭塞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古格王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1992年6月的一天下午,霍巍结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在返回东嘎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

女孩向他们挥手,“我能搭你们的车么?”“当然,上车!”

“手勤、眼勤、脚勤、口勤”是考古人的“优良传统”,也是霍巍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他见这个牧羊女能讲汉语,便问道:“你放羊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有画的山洞?”没想到,这个女孩肯定地点了点头,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

霍巍喜出望外,跟着牧羊女来到一片断崖之下。“一抬头,好家伙,密密麻麻的洞窟,就像蜂巢一样。”

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戈壁上,午后阳光的炙烤让人几近窒息。为了接近这些洞窟,又渴又饿的考古队员们,手拉手形成“人链”,在陡峭的崖壁缓缓移动。

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时,霍巍震惊了:满目丹青!四壁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坛城图),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画历经千年而弥新,如同缀满珠宝的巨幅锦绣。窟顶是四套斗形藻井,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覆斗室”形制,普遍流行于隋唐时期开凿的洞窟之中。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曼荼罗壁画局部

皮央东嘎石窟中的曼荼罗壁画局部

中原风格的龙凤,波斯风格的双狮,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菩萨……洞窟中的壁画的造型、绘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而又浑然一体,青、蓝与绛红色调的猛烈碰撞,勾勒出一个既轻逸雅致,又朴拙厚重的佛国净土,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想到了丝路敦煌……石窟藻井局部

石窟藻井局部

受多重文化影响的飞天形象

受多重文化影响的飞天形象

洞窟中的十一面观音形象

洞窟中的十一面观音形象

眼前的景象让考古队员们震撼、惊喜,全身如同走过微弱的电流,横扫倦意。大家马上投入工作,忙着测量、绘图,却没有注意到,为他们引路的牧羊女已经悄然离开。

后来,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内外引发轰动,虽然当时还无法判断其准确的开凿年代,但根据其创作风格推测,应当在古格王朝早期。

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对佛教采取禁绝措施,史称“朗达玛灭佛”,后来吐蕃崩溃,部分王室后裔逃亡阿里,于公元10世纪左右建立古格王朝。皮央东嘎石窟大约创建于此时,即学界所称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在霍巍看来,如此宏大精美的石窟寺,没有相当的财力、人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皮央东嘎石窟群的发现,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补全了佛教艺术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置身金碧辉煌的殿堂之中,人们甚至可以想象,一拨拨来自东亚、中亚、南亚等地的佛教僧侣、能工巧匠,带着虔诚的心,通过不同的通道,在阿里高原汇集,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焚膏继晷,将不同的文化付诸笔端、荟萃一堂。

重大的考古发现固然让人欣喜,而让霍巍念念不忘的,还有那个引路的牧羊女。三年、五年、十年……此后每一次到阿里,他都多方打听,苦苦追寻小女孩的下落,可惜始终没有结果。

为考古队开车的藏族司机深受感动,他劝解霍巍:“按照我们藏族人的说法,那女孩就是‘娜姆’,天女下凡!佛陀苦修时,有‘牧女献糜’,助他证悟得道。上天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文物的,就派‘牧女引路’,这是缘分啊!”

霍巍释然了。如同考古工作一样,既需要“执着”,但怕的也是“执着”。

不少人印象中,考古如同近年来流行的“盗墓文学”一般,惊险、刺激,充满神秘。

但在霍巍看来,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淡而琐碎的,“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去,到底能发现什么,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交互作用”,唯有抱着敬畏之心、平常之心,“但行好事”。

“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根源,才能自信而坦荡的走向未来。”霍巍说,从这个角度看,考古学不仅还原着祖先的生活,更推演着社会的变迁、探索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也是这门学科的力量所在。”

寻“路”

西藏考古三十年,霍巍一直都在寻“路”。尽管高原常常用稀薄的氧气、大雪封山、塌方、泥石流阻碍考古队员的脚步。

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人类何时涉足?如何生存?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是否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

这许许多多的“空白”和“秘密”,让霍巍魂牵梦萦,步履难停。

上世纪70年代,四川大学童恩正教授带领考古系76级学生开始进入西藏考古,他们于1979年发现了西藏第一个新石器时代人类村落遗址——卡若遗址,填补西藏史前历史的空白,同时也开辟了西藏考古这一专业领域。

在那之后,霍巍又举起“接力棒”,将西藏考古发展成为国内外高度关注的“显学”。

2013年夏天,霍巍和他的学生仝涛在印度河上游象泉河流域的西藏噶尔县调查时,发现一批公元3世纪左右的墓葬,他们认为这批遗址属于比古格王朝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

在汉文典籍中,象雄被称为“羊同”或“女国”,这个王国世世代代由女性执掌政权,以畜养牛马为业。藏文文献中记载,象雄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是西藏本土宗教“雍仲本教”以及藏医药等文化的“源头”。古老的象雄文明被后来兴起的吐蕃所灭,但文献和传说中所述的象雄,大多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加以确认,留给后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谜团。霍巍在西藏调查古代墓葬

霍巍在西藏调查古代墓葬

8月是阿里高原的雨季,连绵的雨水让泥土格外酥松,一辆卡车行至当地人称为“穹隆”的地方,碾压过的路面陷下了一个大坑。

附近古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卡车抬出来,发现这个大坑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这一偶然的发现,引起霍巍团队的极大兴趣。

一清理,不得了!墓主人头戴黄金面具,浑身裹满丝绸,在头部附近的丝绸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王侯”两个汉字。霍巍认为,带着汉字的丝绸,不可能是当地出产的,极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与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

发现还在继续。考古人员在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茶叶状的食物残渣。经检测,这些残渣的确是茶叶,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成分与汉景帝阳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

“我们的历史书上写着,唐代文成公主入藏,第一次给西藏地区带去了茶叶。但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却发现了汉晋时代的茶叶,比文成公主时代还要早几百年。”霍巍笑称,“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奇妙的收获吗?”

在霍巍的考古人生中,这样的“奇妙收获”实在不少。当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一个崭新的概念渐渐在他的头脑中建构起来。

“在皮央遗址,我们发现的一柄双圆柄首青铜短剑,与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纹样都是一致的;又如在拉萨出土的一柄铜镜,镜柄样式是西方的,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出土的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在霍巍看来,青藏高原与中原内地,山河阻隔,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很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往往想到的是北边的路上丝路或者南边的海上丝路,似乎选择性的避开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封闭的吗?从考古发现的角度说,绝对不是!”霍巍谈到,西藏考古发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存在,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

“这条‘路’并不是特指‘某一条路’,而是一个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下,长期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出,引发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但在霍巍的叙述中,这样的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的“学术道路”密不可分。

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西方理论主张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类型学、地层学为基本研究方法,但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和没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着几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更有着独特的文字和文献体系。”霍巍说,如何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路,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寻的目标。

上世纪20年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继承宋代金石学、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把传统金石文献的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等地下出土材料,提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开创“二重证据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937年,著名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了川大考古“第一代”。冯汉骥对“二重证据法”十分推崇,在办学过程中,主张考古与文献并用、互相印证。

同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徐中舒,更是提出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二重证据法”发展成为“多重证据法”。从此,重视文献成为川大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霍巍深受“川大传统”的影响,所获如春风化雨,点滴在心。

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是考古系的“第二代”。张勋燎主讲历史时期考古和考古目录学,一打开书本就讲方法论,讲历史时期的考古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材料、有什么方法解决问题。

他告诫学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要用纵横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摆回到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

在讲到具体案例时,张勋燎可以调动大量文献材料,运用‘朔望干支断代法’、‘地名、职官断代断代法’等十几种断代方法,解决若干时代问题,甚至可以把考古断代时间精准到年、月、日。

霍巍说,张老师的本事让他极为震撼,当年老师传授的方法,让他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受益匪浅,也成为了川大考古系的“传家宝”。

如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川大考古系不断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在山地考古、西南考古、道教考古、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

这过程中的酸甜苦辣,霍巍最能体会。

在他学生时代,考古学界中有人“言必称西方”,弥漫着“做文献的不看考古,做考古的不看文献”的风气。“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张勋燎说话的神情和语气,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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