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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武汉大学校长陶德麟学术研究的根本志趣

导读 武大人无论走到哪里,有八个字常在心头回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这八字校训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担任

武大人无论走到哪里,有八个字常在心头回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这八字校训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陶德麟掌校时期,秉承这一校训精神的武大师生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学校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武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只是陶德麟激荡人生的一个截面。他人生的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体现出坚如磐石的信仰与执着。从青年时期求学开始,他的一生都扎根于珞珈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生前曾说过:“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执着于真理,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陶德麟与哲学结缘,离不开一个人:李达。1952年,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陶德麟是大四的学生,奉派为李达整理讲课记录,成为李达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作为终身职业。

1961年,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1965年冬,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党的理论事业。1978年,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作《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专题发言,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同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上发表。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武大教授骆郁廷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执着于创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从1953年留校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在武汉大学工作长达65年。几十年来,陶德麟倾心于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黑格尔说过,‘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陶德麟认为,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在陶德麟的学生、武大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志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点。”

学科的发展往往是几代人积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长达40余年,带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迅速成长。

武大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回忆起,去年在恩师家里,陶德麟忧心地说,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真相。“他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这一幕,激励着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导师的遗愿。

执着于责任和爱,发掘学生长处因材施教

陶德麟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前线。作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砚讲过一个故事。1982年,他读大三,与几个同学饭后散步,其中一位提议:“陶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没和他交谈过,不如现在去他家请教吧。”于是,几个年轻人敲开了陶德麟的门。

陶德麟热情地将他们迎进门。师生几人在陶德麟家狭小的客厅里促膝长谈,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这段“贸然拜访”的经历促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师徒深情。

陶德麟总是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按统一的工艺流程和统一的规格模式批量生产,千人一面,必须因材施教,使他们各有个性、各有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

作者: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肖珊

《中国教育报》2020年06月24日第3版 版名: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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