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岗位上的公务员，也在98年之后，经历了三年涨四次工资的好事儿，基本实现了基本工资三年翻番的承诺，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后面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跟90年代初期下海潮时公务员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90年代以来，这么多次的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一次是以公务员为“代价”的。

所以水涨船高的是公务员报考热，自94年首次开始公开招录后，24年之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370多倍。2017年北大公布的毕业生就业报告也显示，毕业生去向最多的，一是国企，占比超过30%，二就是机关和其他事业单位，占比超过25%，铁饭碗的魅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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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公务员薪酬体系大概由四个部分，基本工资、津贴、补助、奖金，其中基本工资按照前几年的改革方案，分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纽约时报》调侃的11385指的是这部分工资。

按照人社部定的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表看，公务员的工资的确挺低的。职务工资中，最低的只有500多元，最高的7000多元。7000多听着不少，但那指的正国级，副部、正厅只有两三千，普通人最容易接触的到处级干部，职务工资还不到2000元。

级别工资也是差不多情况，最高的6000多，最多的1000出点头，按照职务、工作年限等套对应的数。

按照这个计算方式，理论上来说，最高的6000多加7000多没有人能拿到，因为最高职务的，往往很难对应到工作年限最长，但最低的500多加1000多倒是出现的几率比较多。

不过这只是基本工资，按照公务员薪酬体系，基本工资只占到全部薪酬的三分之一，大量的收入其实是来自津贴和奖金等非固定收入。

只是津贴和奖金是个既不固定也不透明，至今都非常模式，所以公务员的收入到底什么水平有点难确定。能查到的距离现在最近的公开数据，一个是来自人民网引用人社部的数据，提到当年国企平均工资5.1万多，全国公务员平均工资4.8万多;另一个来自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里面提到2012年公务员平均工资位4.6万多。

按照这两个数据算，公务员平均月收入大概4000元左右。这个数字与当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基本持平，算不上高。即使是普通二、三线城市，这个工资水平也很难讲“富足”。

但是这是平均数，由于相对固定的基本工资只占到总收入的30%，而津贴、奖金等跟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职位权力相关性比较大，平均工资很难反映出公务员真实的收入情况。

网上有一张流传较广的各地区公务员工资表，显示北京市公务员平均工资接近1万元，而广西一个公务员晒出的工资单则是：参加工作三年的科员，基本工资3200，车补650，乡镇补助300，下乡补助200，扣除公积金400，五险350。每月到手工资3600-3800。

相比于区域之间的差异，代表不同权力大小的职位之间，待遇差别更模糊。刨去反腐中老虎苍蝇们的敛财不提，公开信息里也有工资较高的，比如2016年云南德宏州招聘聘任制公务员，11个职位，给出的年薪均不低于30万元，最高的年薪是42万元，以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看，属于非常不错的薪酬待遇了。

所以，针对公务员群体一直有两种传说：一种是工作清闲，福利好，房车光鲜受人尊敬，一种是下班后要开滴滴补贴家用的那种。

不过，后一种普遍没人相信。

普通人不相信公务员工资低，一个主要原因是公务员的收入构成里有大量不透明的部分。

《人民网》曾在07年《公务员“隐形腐败”挑战福利改革》一文中报道：根据有关调研机构对11个省、直辖市约2万多名公务员进行的薪酬福利调查发现，一些单位的福利性补贴多达十几、二十几项，其中中央国家机关某单位仅通讯费一类补贴，就设置了“住宅公务电话包干费”、“无线通讯工具补贴”、“通讯补贴”、“特殊通讯费”四个补贴项目。

河南某部门，在当地并非一年四季都是雨季的情况下，却常年按月发放“雨具费”。北京市某区镇机关的处级公务员每月车补高达1300―1500元，几乎占其月基本工资的70%。

《新京报》也报道过浙江台州部分单位的超豪华福利：在浙江台州，有许多楼盘须凭“票”才买得到，“房票”便宜的要五六万，最贵的要几十万。而开发商为了和有关管理部门保持好关系，往往将好的房源留给他们。不少公务员于是兼职当起了倒卖“房票”的黄牛党，一次能赚几十万。

但是这些收入并不是所有的公务员都能雨露均沾，而是集中在行政资源丰富的部门那里。很多基层公务员，仅仅靠基本工资，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份体面的工作。

所以最近有三组关于公务员的新闻，非常具有代表性。一组是“大连海关科员被妻子举报出轨女代购，正在接受调查”，一组是“江苏扬州公务员给市长留言，咨询周末兼职送外卖贴补家用是否违纪”，一组是“80后白发书记走红网络，基层扶贫工作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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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给公务员涨薪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98年那波涨工资，当时有两种说法，一为给政府机关留下优秀人才，提高执政能力，二为拉动内需。但实际上，这两点都不如“开前门，堵后门”的意义大。因为公务员工资低，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是造成隐性收入多的原因。

而诸多的隐形福利，有一些甚至是制度性安排。98年建立社保体系的时候，朱镕基说：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任何社会保险制度都只能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水平，中国目前还建立不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钱呀。

紧跟着后面又提到：机关与企业的医疗保险相比要有不同的办法。当前机关干部的工资水平比较低，在制订医疗保险方案时，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

可惜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一直都有人因这件事给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的领导人戴上了“利益集团代言人”的帽子。

所以，公务员涨工资的事情，到03年之后就不怎么提了。北京前市长孟学农为这事儿还炮轰过上届领导：一会儿顾及这种舆论，一会儿又顾及那种舆论，一会儿又顾及金融危机，没有把法治思维、法律看得比权力重要。

停滞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带来了最近几年公务员收入的“畸形”表现。

2015年初，《纽约时报》发过一篇特别标题党的文章，写中国公务员系统涨工资后，最高领导人的月薪仍然不够在北京租房。

报道引用《中国日报》的数据，说中国刚刚给所有公务员加了工资，加薪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基本月工资增加到11385元，按当时的汇率，大概年薪2.2万美元，不光跟奥巴马40万美元的年薪比不了，还比美国社会保障局公布的美国工资中位数还低，以这个工资水平，租不起北京西城区观缘小区一套舒适的三卧室公寓。

《纽时》这篇报道嘲讽加调侃的意味儿更重，最高领导人怎么可能去租住三卧室的公寓，报道的最后其实也写了11385元只是基本工资，没有计算各种津贴补助。

但具体的工资数基本是准确的，《工人日报》曾报道吴仪在07年跟中国国际商会代表们聊天时无意中透漏的工资：我现在每年所有收入12万元人民币，这还包括保姆费。我相信你们都比我拿得多，你们谁敢说没有别墅?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09年也曾公开表示，他的月收入大概是1万元，交完税到手不超过1万，而国资委处长们每月收入约3000多元，后来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牟新生更具体的透漏，他的税后工资为8000多元。

其实，就在给公务员普遍涨了一波工资的2015年，曾经公开抱怨过工资太低的梅永红，从山东济宁市市长的位置上辞职，去了华大基因。

辞职前的几个月，梅永红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把公务员理解为一份职业的话，中国哪有这样的职业?济宁市有800多万人，GDP3800多亿，但我所有工资收入加起来，才7000一个月，谁相信啊?下面的县委书记、县长一个月收入3000多，还赶不上在工厂打工的。”

虽然事后梅永红解释去华大基因不是为了高薪，最重要还是为了个人价值，但结合之前的言论，很难完全令人信服。

梅永红也不是第一个辞职的市长，在他之前，菏泽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毓华就开高官辞职先河，加入太平洋财险，担任其深圳分公司党委书记。在他之后，有江苏兴化市戴荣军辞职，出任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太平洋公共地产董事局主席。

这只是公开报道的辞职，《中国经济周刊》曾做过统计，2013年至2016年8月期间，全国仅“一行三会”就有36位官员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

而梅永红受关注，是因为他是第一个高调公开的抱怨公务员工资低的官员。